HGZheng

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感受梵高

星期六的纽约,没有前段时间那么暖洋,却也是个晴朗天。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展览,大都会博物馆前让人感觉熙攘。通常,如果有特别的展出,在很远就能看到悬于四周的大幅广告,不过这次博物馆正在装修,整个建筑都被兰灰色的脚手架或帆布,木板等裹了起来,只在进口处留着让人觉得黑深深的门。原来的那分华丽被遮起,原来的那分大气也被挡住。然而,纽约的那种大气,在博物馆内依然表现得淋漓尽致,甚至有些咄咄逼人。19世纪欧洲绘画展厅里,莫奈,凡高,毕沙罗,得加,马奈,雷诺阿的作品被随意而拥挤地挂在一起,观众和画之间,没设置任何的隔离,你可以一极近的距离靠近这些身价千万的作品。这种展览的大手笔,让我这小鸡肚肠之人,站在画前,常常会产生“这是不是防制品“的怀疑。 这次到大都会主要是要重新看看梵高,原因是和朋友争论梵高的画到底好不好,当然没争出个结果,所以便想着过来重新体会一下。 凡高的画一共有十五幅,没有挂在一起,而是被高更,毕沙罗和雷诺阿的的作品分割到两个展室,一室并排挂七幅,另一室里墙上六幅,“戴黄草帽的自画象”和“削土豆的人”则立在展览台上。画大多是晚期作品,如果按他1880年28岁是产生画画的念头到1890年逝世来算,那么1885年的两幅“削土豆的人”和“火炉边做饭的农妇”则可以算是早期作品。和这个时期的其他作品一样,这两幅的主调也是沉沉的黑色。在画画之前,凡高几乎被所有的人抛弃过一遍,他对现实生活已经失去了信心,便以做牧师,献身宗教来试图得到精神的解脱,但是他却又被宗教抛弃了一次但是他却又被宗教抛弃了一次。我觉得他的第一张画就应该是受某种压抑而控制的,而且是一种让人透不过气的那种压抑。除了绘画技巧稚嫩外,他的画多是笔触颤抖,人物变形扭曲,色调灰黑。充满着一种恍惚和沉重。比如 “农田”(1883),“煤堆里工作的两个妇人”(1883), “纽南的小教堂”(1984),“吃土豆的人”(1885),“抽烟的骷髅”(1886)。这种黑沉在脑海里涌动时,会让人觉得很恐怖,我曾经多次做过这种色调的洪水的梦,我把那梦归为恶梦类,每次从梦中惊醒过来都会出一身冷汗。这梦我只讲给一个朋友听过,她听后毫不犹豫地说“你下意识里一定有着压抑的成分”。我现在想,她是对的。这种色调莫奈也用过几次,“海景:夜的效果”(1866)本身就是要反应这种阴沉,“公寓内部”(1875)虽然前景用富丽堂皇的橙色中和了整幅画里含有的不安,但是站在那里的小男孩,给人的感觉则是凡高化的。这种色调的偶而出现,应该是情绪化,瞬间化的,但若是以其为艺术的主体, 那是性格化,精神化以及永久化的表现。  博物馆另外13幅画都是凡高1888年以后的作品,这是他色彩画法聚变的时期,也是他精神崩溃的时期。我对凡高的生平不熟悉,不过从画册里列出来的画上看,86,87年对他的影响很大,这个时期,他追随弟弟提奥到了巴黎,在经营艺术品的提奥的介绍下,进入了巴黎前卫艺术家的圈子。那时印象主义正突破传统,从巴洛克的华美表现中突破出来。这群人不太在意原先的那种轮廓光的运用,认为那是暗房里的布景光,他们要自然光,并且只在乎第一印象。对人物的描写也是印象形的,不再去作至精至细的描画。这种概念大概正好和凡高产生共鸣,他原本对于那些学院派的基础知之甚少,对这种学院的裂解,正是他不得不追求的。这段时间,他应该是心旷神怡的,他的画说得清清白白。他突然舍弃了原来的那种黑色,这种舍弃是完全的,他的色彩开朗,明亮,丰富。“巴黎的房顶”(1886),“蒙特马翠的菜园”(1887),“蒙特马翠的花园”(1887), “餐厅内部”(1887)“阿斯涅斯(Asnieres)公共花园的行人”(1887)“以阿尔斯为背景的雪景”(1888)等,色调之间轻松地融合起来,显得堂皇。以点采为主,平和安祥。典型的印象派技法。博物馆里只有一张这个时期的自画像,除了额部的几笔血红外,总的来说用笔用色都算平和没有标明绘画的月份,我猜应该是在他崩溃以前画的,因为这种平静的渲染在他以后的画里就再也看不到了。这幅自画像里也有不平和的地方,那就是画中的眼睛,那是一双大张着的很古怪的眼睛,眼神怪异无法形容,或许它们暗示着,对于凡高来说,正发生着惊天的不平常发。 1888的后期,这种惊天动地的不寻常终于显露出来,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,但却明显地发现凡高的画风猛地一变,变得是那么突然,那么彻底。就象是斧劈刀砍一样。如果精神上没有什么突发的感应,很难想象这么彻底的改变会霎那间发生在一个人的作品中。“圣马里斯的海景”(1888) 中,他突然使用了那种扭曲的笔法,那种最凡高的笔法。油彩厚厚地堆积在画布上,笔的末端挑起,象是在画的过程中,身体被外力猛地冲撞,笔就象霎那结束于未完成之间。他的这种笔调充斥了他以后的几乎所有作品,成了凡高的象征。在色彩上,他一改前两年的协调,开始极端夸张反差,大块大块的互补色被强硬地搬在一起,并且鬼使神差般地大量使用黄色的背景,这种彻底的,强烈的,充满官能刺激的黄色让画面变得非常骚动不安。他开始画夜色,画星空,有人说他是被夜色的美丽所吸引,我觉得这种解释有点牵强附会,他画的夜景很多,但是都充满了刺激和不宁,充满了怪诞,在凡高的眼里,夜色未必是美的。我到是觉得,他的健康状况已经让他夜不能寐才是主要原因。他画过“咖啡馆之夜”(1888) ,使用了三种极端的颜色,深绿色画天花板,用血红画墙壁,纵向透视的金黄色表现地板,堆积的黄颜色快,让地板变得充满险恶。房子中间有张绿色的弹子台,泛着青绿色的柠檬黄的灯光。整个画面幽闭,恐怖,压抑。完全是一种深度失眠者的心理挣扎。 在展厅里,有一处绝妙的地点,站在那里,可以同时看到两副画。莫奈的“睡莲” (1919) 和凡高的“长丝柏的麦田”(1889) 。和莫奈相比,凡高是个失败者,莫奈拥有了一个成功着所拥有的一切,他的这副画完成于1919年,出售于1919年。而凡高拥有的仅仅是一颗破碎的心灵,他生前卖掉画总数只有一张,他甚至连自己都养不活。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着天壤之别,肉体上,精神上,艺术上。我喜欢莫奈的作品,也喜欢凡高的作品,完全对立的感受。他们的作品代表了人类精神世界的两个端点,一个极端地大度安详,一个极端地焦躁烦乱。

又是一树梨花开

虽然没有住在城里,但是由于和曼哈顿只是一河之隔,来往实在方便,所以住的小镇也算得上是寸土成金了。朋友住在 隔壁的一个镇上,春天来时总是张罗着种花种菜,这种农民式的清闲我是享受不到,不是不想享受,是因为没有地。 后面也有个小院,但是种不了东西,密集种着的五颗松树和两颗豆梨树,茂盛时节,枝桠纵横,遮住了所有阳光,地下也就只能长些开着不知名小花的野草。 不过春秋两季,那两颗梨树也给小院带来不少风景,带雨的梨花,越过一楼阳台,懒散地搭在二楼阳台的扶杆上,让人看了总会产生一点心动。现在又是一树梨花开,又是一个心动时节。 很长时间,我对梨花没有概念。按理说,我应该是很早就解梨花的,故乡是产砀山梨的地方。他们说,初春时节,这黄河故道上的一片土地,每年都被梨花掩盖得严严实实得。可惜这种景观我没看到,我的每次回乡,都选在吃梨的时候。小时候曾在乡下住过两年,印象里爷爷的屋前就有几棵梨树,后来不知何故被砍掉了,同时被砍掉的还有我对那些梨树的记忆。梨花留在脑子里的印象,竟然被砍得一干二净。甚至比不上树根旁的矛草,我可以清晰地记起那刚钻出地面的矛芽,还有芦花般随风摇荡的那种矛草花。这种花嫩时卷在茅叶里,可以轻易往上抽出,吃在嘴里甜甜的,曾经是我的一种很不错的零食。 我能回忆得起得还有,桃花,杏花,皂夹,海棠,甚至是微小的枣花,当然还有槐花。老家曾经有不少槐树,花开花落季节,也可以算得上是漫天飞花。小时候曾经随大人去摘槐树叶,然后到镇上去卖,据说能够从树叶中能提出什么东西,染料之类的。回程时天已经乌黑,没有月亮的夜,到处显得鬼魅魅的,那时小姑姑还没出嫁,我便蜷缩在她怀里,睁大眼睛,惶恐地在黑夜里张望,大人们说,夜里赶路,会经常看得到鬼火。 后来来到纽约,曼哈顿中上城的街道旁边也种了不少开满白花的树,春天时,花瓣也是飞飞扬扬的,很有些落花如雨的味道。纽约的第一个春天,在曼哈顿打工,喜欢早点出门,喜欢那种飞花在身边飘舞的感觉,喜欢坐在城里公寓的台阶上,看那花洋洋洒洒地往下飘。我一直以为曼哈顿的漫天飞花是槐花, 一直到自己有了房子,刚巧院子里也有同样的两颗看白花的树。上网查后,才知道是豆梨。 豆梨,中文名字很贴切,秋天时,树叶变得火红,结黄豆一样大的果。虽然没有梨,但每年都有一个又是一树梨花开的季节,这已经让我很满足了。

女巫

从南非回来,有件事总觉得有点遗憾,那就是没有能深入地了解一下巫师。南非的很多黑人都有自己固定的巫师,但凡有头疼脑热或心胸郁闷的时候,就到巫师那里寻找解脱,巫师会疯疯癫癫地舞蹈一阵,然后调碗乱七八糟的汤药给病人喝,在我看来,他们是一个通神通鬼通人的角色,充满着神秘和玄妙。 在约翰内斯堡的时候,司机大卫带我去了趟新城,听说那里有不少的巫术商店,但是到了那里,什么特别的也没看到,一个普通商品小市场而已。后来东转西转,大卫终于带我来到了一个真正巫药市场,看上去规模挺大。津巴布韦裔的大卫看上去也有点紧张,悄声地说这种地方规矩很多,行事要谨慎。巫药看上去和藏药差不多,各种植物的根叶,各种动物的皮骨。我刚想在一个摊位旁拍照,就被五大三粗的摊主制止了,说这里不能拍照。大卫用祖鲁语一打听,才知道本来对拍照是很宽松的,几年前一群白人到这里做记录片,播出的时候说巫药市场经常用小孩的头骨充狒狒的头骨,许多儿童因此被杀害。这个记录片曾引起很大的风波,很多人提议要禁止巫药。所以现在他们对拍照摄影之类的,一概怀有戒心和敌意。 一个摊位旁坐着几个脸上涂满土红色或白色的女人,大卫说颜色是她们的护肤品,后来知道那便是女巫了。她们的摊旁堆着一堆看上去是新鲜的动物的骨架,不知道是什么的残骸,血淋淋地看着稍微有点慎人,一口铝桶里熬着药,散发着一股难以名状的味道。我忍不住又拿出照相机,但是很快被那几个女人看到,叽哩哇啦地大声嚷了起来,我只好匆匆地离开。 到了开普敦,去拜访丝坦芬妮,她家在桌山山麓,后院里一抬头就能看到云雾缭绕的桌山山顶,很典型的开普敦布局,因为整个开普敦就是象这样围着桌山分布的。 一开门就看到一条瘸腿的狗一拐一拐地跟着主人迎了出来。虽然从小就生活在南非,丝坦芬妮依然是很典型的英国女人,聊起了女巫的事情,她说巧得很,他家的女佣萨奇拉就是一位女巫。我有点不解,难道女巫也会给别人做女佣吗?丝坦芬妮说一般不会,但是萨奇拉在变成女巫前就是他们家的女佣,有一年很短的时间里,死了老公和儿子,她觉着这是神灵在召唤她,于是辞职封闭式地培训了两年,成为了女巫。据说所谓培训就是在肉体上经受磨练,在海边经受风吹雨打,烈日严寒,头上还要涂满鸡屎。两年后萨奇拉又回到丝坦芬妮这里,要求能一周做两天的女佣,因为有特殊的原因,萨奇拉觉着他死去的二岁的儿子,和那只瘸腿的狗有种灵魂上的相互关系。丝坦芬妮笑着说,她觉着不仅是狗,她的祖母大概和萨奇拉也有点什么关系。丝坦芬妮小的时候就怀疑她的祖母是个女巫,头发齐腰地长,常赤着上身,长发抖开地盘坐在地上看书,也经常独自出游,有一次在肯尼亚,她一个白人女人,和二十几个黑男人挤在一辆突突作响的汽车上,车开到一条河边,她让司机把车停下,拿出肥皂对着男人们说:你们身上的味道太大了,通通下车,到河里洗洗干净再上来。那些男人们乖乖地按照她的话去做了。当然那时五十多年前。 那天萨奇拉不在,本来说下次要是有机会跟她去看她做法事,但是随后的几天里忙忙碌碌,一直到要回纽约的前一天,才再有机会到丝坦芬妮家去告别,那天萨奇拉在,看上去很普通的非洲女人,在丝坦芬妮介绍的时候,她主动地上前对我伸出了手,充满了自信。我的手虽然和那个女巫握在一起,但是我对她的世界依然是一无所知,充满了神秘。

大羚羊的神话

非洲大地上,遍布着无数的小羚羊,Impala, Kudu,Steenbok,Waterbuck,Redbuk, Duiker 等等。一开始,看到一群群的羚羊从车前穿过的时候,我会兴奋地叫起来,时间久了,也就见怪不怪,感觉就象在中央公园里看到一只松鼠那样平常。离开非洲的时候我也已经能从他们的毛色,犄角以及身上条纹的不同中分辨出十几种。不过有一种羚羊并不多见,它们也不会成群结队地出现,那就是大羚羊Eland。 我对大羚羊的最首先的概念是生肉干,南非有种特别的食物,叫biltong,其实就是腌制的生肉干。在店里能够买得到的主要是牛肉干,碰巧也会有大羚羊干,肉干很硬,长途旅行的时候,撕咬下一块,在嘴里慢慢地咀嚼,不仅能压饿,也能打发旅途的寂寞无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用其他羚羊制成的肉干很少,猜想大概是人们依然觉得大羚羊的味道更可口吧。 肯伯格(Kamburg)的岩画让我在意识中把大羚羊和一般野生动物区别开来,那里的岩画其实就是土族桑人的原始记事本,岩石上画着很多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图案,风电雷雨,飞禽走兽,当然最多的还是桑人狩猎大羚羊的图案。图案的褐红色很显眼,打听后才知道那是用大羚羊的鲜血加矿石或植物根茎调制而成的。在桑人眼里,大羚羊及其血液有着魔一般的力量,通过它们,桑人可以找到他们的先人从而治疗所有的病痛,驱除所有的灾难。 桑人狩猎小动物时用弓箭或标枪,箭头或标枪头上涂着动物或植物的毒液,据说剧毒,很有点见血封喉的意思,不过这也仅仅局限于象黑斑羚羊那样的小羚羊,对于Eland这种大型的动物来说,见血是一下子封不了喉的。桑人对大羚羊也不采取万箭乱射的策略,一箭射中后,便等着毒发,不紧不慢地追踪着大羚羊的脚印,直到牠自己倒下。据说羚羊中箭后,牠的灵魂便和桑人的灵魂合并起来,在大羚羊受着苦的时候,射箭的人也会经受肉体的病痛。狩猎到大羚羊,桑人并不会马上大口喝酒,大口吃肉,他们会围在篝火边等着死亡的大羚羊附体。被羚羊附体的都是经过特别认证过的巫师,他们会突然象羚羊那般叫起来,并且模仿者羚羊的动作跳舞,这时桑人便会一起围着篝火跳羚羊舞。通过舞蹈,桑人先人的灵魂也会附体到巫师身上,对后人交代该做的事情,为后人解除身心的病痛。舞蹈什么时候停止,要取决于巫师。通常情况下会在巫师鼻孔出血瘫倒在地下的时候。桑人认为人和羚羊及其他灵魂的交流是通过鼻孔进行的,鼻孔出血就代表着交流到达了最高境界。这也是为什么在肯伯格的岩画中,有很多很多鼻孔出血的舞蹈者的图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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